我不諳攝影。我拍東西都是碰巧、靠直覺。我無法從時間、事件或是日常生活中偷取任何點滴；而我也浪費了許多旅遊與婚禮的機會進行攝影。我只能從事別人願意讓我拍的個案（我指的是專門的情況，沒有變卦的情形。），於是我會事先下個定義，便不會躲避或是遠離，更不會逃跑。我也不知道如何製造光線，我截取的是那些朝我而來的光線，在最靠近拍攝對像皮膚的狹小範圍裡，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完美。而我要是偶爾嘗試從中獲取什麼，那只可能是：在軀體清晰曲線裡的模糊光影，就像我們雙眼所見的－要不是模糊，要不就清楚－讓我們一直都在這種世界的兩種極端裡。模糊與清晰在我們的眼睛讓我們感受真實的一切當中，背道而行。

        我真正投入攝影，即眼睛終於想到看著我們的是什麼，是我到了亞洲之後。我不嘗試作任何解釋，但選擇一個物件在其甦醒之處：一個稚嫩、蜷曲的男性軀體，我的工作便因而呈現所有必然的結果。若我企圖將這樣的生命框限在一種想法中，一種猶太天主教徒的意念裡，我想自己確實在西方天主教概念中最東方的部份了。我的參考座標就是在諾果絡（Novgorod,俄國以聖像聞名的城市）到處閃動著金光的聖像。

我的工作裡是沒有系統的，但有某種偏執。若不能面對面以及與被攝影人有親暱的接觸，我通常無法，或是鮮少，能夠拍出作品。

當肖像成為我攝影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時，有一項對我來說絕對不能拋棄的重要參照，那就是東正教教堂裡的聖像。但我若是從此便從希臘或俄國汲取靈感，這並不只是為了聖像本身，也具精神層面的意涵，因為肖像就是在所有的肉身上展現一些神聖。我在自己一系列的拍攝中，抑或是在某些光線處理上發現了一種模式。事實上，那些聖像雕塑家便是在那些雕像中尋找這份光亮。而相當矛盾的是，有時候，以我的模式來看，所有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有著相同的美感：近景、沒有主體感或時間因素、看不見的顏色，都存在於我們所謂的簡樸聖像（俄文krasnouchki）的精神當中。

        十九世紀，一般民眾對於聖像的需求促成大量出產。整個俄國的工作坊與工藝家，即便是偏遠地方的小村落，都投入製作聖像的行列。這些出產的作品，也就是簡樸聖像。它們所表現出的是種結構上的簡化，通常近乎模式化；而即便是最細致的工作坊偶爾也缺乏絕大的合成能力。繪圖經常簡化成一幅草稿，而色彩則粗略地表現出最基本的色調。

不論他們有多平庸，這些東正教聖像一向呈現重要宗教藝術作品裡普遍的主題。這些木板上的聖像不斷滋養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最瘋狂的宗教顯靈。因為每次所表現的是：讓人觀賞，耶穌以人的樣子出現，舉著手指表達無聲的言語。不論我們大筆揮撒的是墮入地獄還是在塔博山上（Mont Thabor，耶穌升天的地方）的一片光明，我們為了一種聖體的解讀，犧牲了一種讓人類在一瞬間獲得充實的神聖存在。這種神性的介入，或是類近的事物，一般來說是印尼這個國家中的主要特色，尤其在巴里島。人們在島上談論著仙女附身，或是神靈上身，這都是非理性的部份，然而我們的夢還有我們的根源一向都展現對性別的迷惑，但這一切卻讓跳舞的我們轉動著眼珠，折彎了手指。